洪洞县事件:堂而皇之的举报获利,伤害的何止是飞刀专家

核心提示:前两天一个读者给我发了一条新闻,他说想看看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,他觉得自己的三观被揉碎了;看完了这条新闻,我想说感同身受
前两天一个读者给我发了一条新闻,他说想看看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,他觉得自己的三观被揉碎了;看完了这条新闻,我想说感同身受,这条新闻中的事情挑战了我对人性的认知底线。

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有一位老年女性脑梗病患,病情相当严重,由于当地医院条件限制,手术不能得到保证,于是院方建议患者儿女,支付一万元的劳务费,从北京天坛医院请专家医生来给患者进行“飞刀手术”。

“飞刀手术”,就是北京的专家去外地做手术,俗称“飞刀”,就是飞过去动刀、做手术。患者及家人与院方协商后接受了这个建议。

随后,专家从北京赶来并顺利完成了手术,期间患者家人将一万元专家劳务费交给了当地医院神经外科王主任,由他转交给专家。

手术结束之后,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,患者家属偷偷录了交钱的视频,把县医院和北京专家都举报投诉了,并将送红包的视频在网络媒体以“医生私收患者一万元红包”为题曝光。

负责转交专家费用的神经外科王主任被停职,洪洞县卫生局介入调查。

熟读历史的我,看过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举报,但这种举报自己救妈恩人的操作,我还是第一次见到,可以说大开眼界。

当地医院和北京专家的所作所为,到底违不违规,这是事件刚出来的时候,大家争议的焦点。

飞刀治疗这种操作,如果按照严格的行业规范,属于一种违规操作,否则涉事医院和医生也不会被调查。毕竟作为医生来说,跨地区去治疗,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本职工作,更不要说所谓的收费服务。

但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,有基本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,都会明白很多事情,在中国本身就是矛盾的——中国是一个医疗资源很不均衡的国家,优质的医疗资源和优秀的医生,基本上都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,或者强二线省会,小地方的患者想要治疗大病,最终救命希望都在那里,这是毋庸回避的事实。

从成本的角度上说,这个临汾的脑梗患者,她的状况禁不起进京折腾,按照我在北京十几年的生活经验,可以负责任地说,她和子女们就算到了北京,走投无路也只能求助于黄牛号,能不能找到好医生全看人品,这一趟下来全家老小一万块钱肯定解决不了问题,很可能是这个的几倍。

在我看来,这位飞到临汾做手术的北京天坛医院医生,其职业道德无可指摘,圆满完成手术,并拿到了该拿的报酬,这本身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,最终却成了一出狗血大戏。

这位医生与不好好上课就想补课能赚钱的老师,以及在本单位坐诊却贪图金钱收受红包的那类医生性质完全不同,只不过是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,接了一个私活儿而已,这个手术并不是自己的份内之事。

从法律的角度上说,医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,不占用工作时间的劳动,本质上谁都无权去要求人家恪守所谓的行业规范,因为其行为根本就没有践踏职业道德。

能尽量把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力量,以“飞刀”这种特殊的方式释放出来,这可以说是变相地行善积德。

在物价飞涨的今天,区区一万块劳务费,可以说是无比良心了。

反倒是这家病患家属,用近乎阴险毒辣的方式,反咬帮助了自己的医院和医生,可谓现代版的“农夫与蛇”,这是对公序良俗的无情践踏。

从偷录视频的这种行为上看,这也是蓄谋已久的,其目的就是为了白做这个手术,不但要把这一万块劳务费要回来,而且还可以得理不饶人占更大的便宜。

当然事件后续的发展,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,县医院承诺免费对这位患者后续治疗,这家人表示非常满意。

为什么说,这家人是对公序良俗无情的践踏,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人间,除了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恶劣的暴力犯罪和诈骗盗窃等财产犯罪,够不上蹲大牢的经常用民法就解决了。

民法在我们日常事务中,占据着大部分的纠纷份额,而民法中有两点特别重要——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,双方当事人做很多事情,都可以通过协商,达成意思上的一致,所谓意思自治;公序良俗,就是无论你做什么,都不能突破道德的边界。

这位飞刀医生,他收的一万块钱,肯定够不上触犯刑法,从民法的角度上说,医生患者也是一种变相的劳务关系,只是在现行的行业规范中不被允许,但是民不举官不究,大家都明白这是一条救命的私力救济通道。

“飞刀”这种行为,在我们这个社会中,也许它不够合法,但是却非常合理,至少现阶段是这样的。这是解决复杂的医患矛盾,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解药。

这家人最让人不齿的,就是他们使用了举报的方式,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,举报是最为被人不齿的一种下作行为。

汉武帝时期刘彻就鼓励民间举报偷税逃税的行为,奖励也是非常可观,如果被举报人查实真的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,那么举报人的可以获得被举报人的一半财产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就这样提到:“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”。

那段时间,是西汉最黑暗的年代,民生凋敝人人自危,老百姓都热衷于举报,连亲友和邻居都不放过,越是熟人越是高危对象,被举报者一般都会被剥夺家产发配边疆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,举报是人类史中最变态的发明,它让人不像人更像鬼,人性中最恶的一面,通过举报释放出来。

在中国的近现代,中国也经过了大举报时期,父母子女反目,为了政治进步和投机,人人都想写《投名状》。

举报告密的行为,总或多或少的违反人们的道德直觉,就连广受鄙夷的清代童蒙读物《弟子规》都写道:人有短,切莫揭;人有私,切莫说,善相劝,德皆建;过不规,道两亏,即告诫儿童不要揭人之短、发人之私,对别人的问题,应当面好言规劝,而非背后告密揭短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,举报就是私权利自我放逐,并以打压和牺牲其他私权利,向着公权力献媚的方式,完成某种交易。

就连黑社会之间的交易,都讲求建立互相的信任机制,不会用举报这种方式,有些规矩是需要恪守的,这是一条行走于人间的底线。

举报行为本身,就是十足的恶,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,除了刑法所鼓励的报警外,没有任何行为值得你拿起电话举报。

一个社会的秩序,只能由法律来规范,如果举报成风,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土崩瓦解,而信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一条命脉。

人性如果崩塌了,信任如果荡然无存,社会就会陷入混乱,什么样的法治都无法挽救。

很多人都在谴责这家举报者,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有温度,还有基本的希望。

原标题:连这个都能举报,人性坏起来真可以无边无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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